二〇〇一年,奈保尔荣获新千年后的第一个诺贝尔文学奖,在世俗的意义上完全实现了他十二岁时在特立尼达的作家梦。然而在获奖声明中,奈保尔称,诺贝尔奖“是对我的家乡英国和我祖先的家乡印度的致敬”,完全没有提到特立尼达。一九八三年的一个访谈中,他告诉伯纳德·列文(Bernard Levin),自己出生在特立尼达是个大错。多年来,人们对奈保尔的人品和做派不无诟病,原因之一就是他对出生地特立尼达的“背叛”。然而无论个性如何让人难以接受,奈保尔都是一位伟大的作家。就连厌恶他的为人的批评家们,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诺贝尔颁奖词中,奈保尔的写作被概括为“以富有洞察力的叙述和不为世俗左右的探索,将被扭曲的历史真相呈现给了我们”。奈保尔自己则认为:“我是一个殖民地人,在新大陆的殖民地上旅行,作为一个访问者,在新大陆的浪漫背景里,观察那些被掠夺的土地上半被遗弃的社会,就像从远处观看我自己成长的那个地方。”特立尼达的圣班尼迪克山上,有一个“我们的流亡女士”(Our Lady of Exile)的天主教堂。的确,特立尼达独特的历史,使得岛上每一个人都仿佛是“被遗弃的”流亡者或流亡者的后代。塑造了奈保尔的写作基调并赋予他独特的叙述和观察方式的,正是有着这样历史背景的特立尼达。
一处是路易街十七号(17 Luis Street),位于西班牙港郊区的“伍德布鲁克印度人区”(Woodbrook Indians)。一九三八年,奈保尔的爸爸在《特立尼达卫报》得到一份工作,他们一家从查瓜纳斯的乡下搭乘蒸汽火车来到首都西班牙港,住进了这处有着三间卧室的房子。对奈保尔来说,从乡下来到城里,“街上的生活就是每天展现在我眼前的一切”。路易街上的记忆最终变成了他的第一本书《米格尔街》的素材。当然,路易街十七号并不能算作奈保尔家的房子,他们只是在此借居,这是他的外婆为了方便自己的儿子攻读奖学金而在西班牙港购买的。最多的时候,这里曾经住了包括奈保尔一家在内的四十多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