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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sswysss 发表于 2012-3-4 17:11 只看TA 1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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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 大清为什么挨打－－武器篇（鸦片战争时期） 大清为什么挨打－－武器篇（鸦片战争时期）部分选摘自《天朝的崩溃》 清朝的先进武器－－自制的老式“洋枪样泡” 枪。仿制1548年（明嘉靖二十七年）葡萄牙前装滑堂火绳鸟枪。枪长2.01米，铅弹丸重1钱，装填火药3钱，射程100米。射速1至2发/分钟。制造工艺：铁匠手工。 炮。仿造西方17世纪至18世纪加农炮系列。特点: 1、铁质差（无铁水提纯和高温炉温技术）。气孔气泡多，容易炸裂，解决办法：加厚管壁（八千斤大炮！），减少装药（只及英军小炮）。 2、铸造工艺落后。泥模铸造（没有铁模），管内无加工（没有镗床），管身口径比例、火门位置不合理（无火药燃烧，弹道，初速度等研究）。 3、不重视炮架，瞄准具。炮架只能调节高低不能左右转动，一般用粗劣木料制成，演放后松动变形难以使用。瞄准具只有“星斗”（射击方向），无“炮规”（射击高低夹角）。士兵们主要靠经验来瞄准。 4、炮弹种类少，质量差。英军当时使用的炮弹有实心弹、霰弹、爆破弹等品种；清军只有实心弹一种，且弹体粗糙，弹径偏小。 枪与炮的管理。无定期修造报废制度，一般情况下，鸟枪使用几十年，最长的166年仍未更换。炮多为清初铸造以及前明遗物。无人保养，任由日晒雨淋，蒸洗后也不知能否使用。 火药。不懂不学化学理论，用阴阳五行加经验，仍然按照炼丹道士的配方，容易吸潮，爆炸力低。英军当时已经分别配制枪用和炮用发射药。工艺，只是靠舂碾，火药颗粒粗糙，大小不一，往往不能充分燃烧。 鸦片战争时期的舰船。 英军有400余艘，主要仍为木制风帆动力，特点是： 1、用坚实木料制作，能抗风浪而于那样航行。 2、船体下部为双层，抗沉没性能好（当时中国人称为“夹板船”） 3、船上有两桅或者三桅，挂数十具风帆，能利用各种风向航行。 4、军舰较大，排水量从百与顿到千余顿。 5、安炮较多，10－120门不等。 清军“水师”也有数百艘舰船，其基本特点是： 1、船小，最大的吨位还不及英军的等外级军舰。 2、炮少，安炮最多的战船也只相当于英军安炮最少的军舰。 3、舰船的索具、航速（流体力学）、炮手防护等技术几乎完全没有； 5、完好率低，在航舰船只有一半不到！（48.8％） 英军小吨位机动铁壳船更是横行我浅海和内河，这里无法比较，就不说了。 不是当时的中国造船业只能达到这个水平。而是“此向来造船部定规例如此，其病不在偷工减料”。乾隆年间的“工部军器则例”和“户部军需则例”等条例确定了船只的样式和修造费。为了保持水师对民船的各种优势（防民），清朝又反过来规定民船的大小尺寸，限定民船出海时火器、粮食、淡水的携带数量。这些国家“法规”严重阻滞了中国造船业、航海业的进步。 由于“船炮之力实不相敌”，清军在鸦片战争中不敢与水师出海迎战，这种由装备而限定了的战略，使清军丧失了战争的主动权，英军凭借其强大的海军，横行于中国海面，决定了战役战斗的时间、地点、规模…… 从中西武器发展史看到，明清之际，中国的军事科技并不落后余西方。到了清康熙之后中西武器装备的差距急剧拉大。清王朝对武器的态度不是研究而是保密！例如： 枪炮。清军的枪分为御用枪（当时宫中已经有了燧发枪！），驻防八旗用枪，绿营用枪（火炮也配置也是如此）。质量梯次配置。目的是巩固京营，以驻防监视绿营。这种为确保满洲贵族（高干）统治的方式，却使得清军的主力－－绿营在鸦片战争中以清朝最次的装备来迎敌。 炮弹。明末清初，中国引进西洋大炮时，同时也引进了“开花弹”技术。然而此技术为御林军专有，现存北京博物院的清初炮弹几乎全为“开花弹”。然而可笑的是统治者自己也都忘记了，至鸦片战争时，别说一般军官，就连主持海防的林则徐和造炮专家黄冕，都闹了不知“开花炮弹”为何物的大笑话。到了19世纪70年代，左宗棠西征新疆，在陕西发现明末所遗“开花炮弹”之实物，不尽感慨万千：“西洋之利器入中国三百余年矣，使当时有人留心及此，何至岛族纵横海上，数十年挟此傲我？” 武器装备管理体制。一句话，严格管理，规定严密！ 样式、制造工艺：新武器样式和工艺不符合规定，一律不许制造（制式化，一体化）。 工价、料价：超出规定的经费一律不准报销（说可防舞弊）。 勒索：“国家”武器“工程”承办官员，直至最下级的验收干部的种种“收费”勒索，猖獗而从容。 结果：贿赂验收官是公开的秘密，为了防止赔本，制造者偷工减料搞“豆腐渣工程”成了常态。例：1835年，关天培为改善虎门防御，新制大炮40位，试放过程中炸裂10位，另有五位有其他问题不能使用。关天培亲自检查火炮，发现“碎铁渣滓过多，膛内高低不平，更多孔眼”，其中有一空洞，“内可贮水四碗”！ 中国有一句骂人的话，“记吃不记打”，是骂那些没出息，没本事，色厉内荏的小人，这种人拣到了铜钱，有过一点“成绩”，就会念叨一辈子，例如“阿Q”的“我当年也阔过”；而对遭受的苦难和吃尽的苦头则全部归咎于“不可抗拒”的“客观条件”。既然世界上有无数“坏人”嫉妒他，想害他，那他下一次挨揍就是一定的了。所以，大清挨打的“教训”是深刻的，“经验”是重要的，需要经常温习。 上面讲了武器，现在来说说人。 兵力。当时清军有八旗兵约20万，绿营兵约60万，总兵力达80万，是世界上最庞大的常备军。 英军远征军海陆军合并大约是7000人。后来不断增兵，到战争结束时大约有2万人。 编制。 皇帝 总督 巡抚 提督 [镇]总兵 [协]副将 [营]参将－游击－都司－守备 清军在编制上的“特点”（弊陋）主要体现在营以下。绿营中的营，没有固定的编制，而是根据“实际情况”而定，从200人到1000人不等。这些兵数名、数十名分散驻扎在10至70处“汛地”，也就是市镇的要冲。他们的主要任务是“防民”。主要工作有：警卫皇园陵寝，守卫各级衙门官府，看守仓库监狱，押解钱粮罪犯，协助关卡征税，查拿私盐鸦片走私，护卫驿站驿道，以及执行各级官府的临时差役。这样一来可以维持社会治安，随时镇压“盐枭”“烂匪”，二来清兵束缚于各地，没有一支可机动作战的部队，可以防止形成“强兵悍匪”威胁朝廷。 军官和士兵 军官相对太“穷”。那时候文官富，“一任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最穷的县官也有十万人的“税源”可吸。最廉洁的地方长官也有科举和办各种“许可证”的“规费”可收。而军官最多只能在协助“执法”（综合执法）的时候得一些“辛苦费”。因此各种生财之道就很流行。 1、吃空额。 这是人都知道的简单把戏。曾贵州知府的胡林翼给朋友的信私下说：“绿营普遍缺额过半，偏远营汛仅存额兵的六分之一。”1853年，吏部右侍郎奏称：“京师步营额设甲兵二万一千余名，风闻现在空额过半。”为了应付操演巡视，军官常雇人临时顶替。 2、克兵饷。 此亦军官作弊的传统做法。正规扣奖金的名目有扣建、截旷、朋扣、搭钱、折色等，为军官克口粮饷创造了机会。至于根本不要任何名目的克扣，史料比比皆是。除此之外，军营中的各项开支，也往往从兵饷中摊派。甚至包括军官见上司的门包亦摊入兵饷。 3、贪赃枉法，祸害社会。 军费毕竟有限，许多人就将目光转向社会，寻找发财机会。官兵联手，花样层出不穷：出售兵缺，开赌收费，办茶楼，出租战船给商人运米，出租营房做仓库……这都还算小心的。最主要的贪赃方式，又是最简单的，就是在执行公务时直接勒索和受贿。一切“公务”在他们的操作下，皆成了来钱的营生，久而久之形成了监盗两便的陋规，一面交钱，一面放行。 资料显示，粤水师的年收入为当时最优，其中得自粮饷者百之一，得自“土规”者百之九十九（土规：鸦片走私的陋规） 当权力与金钱一样上市流通之后，军队奉财神为战旗时，败亡已不可逆转。 对兵匪一家的局面。 林则徐说：“虽诸葛武侯来，亦只是束手无策。” 后来的曾国藩更是一针见血：“……自备守以上，无不丧尽天良！” 我们看到的一些论著中“广大爱国官兵英勇奋战”的说法，用一小部分在抵抗中牺牲的将士来以偏概全，不顾逻辑，更多的是倡导者的阿Q心态， 不学现代军事技术。 清军军官的来源有二，一是行伍出身（根正苗红）。二是武科举，武科举与文科不同的是除了内场考试，考“武径七书”（政治文化考试）以外，还要外场考试，考骑射、步射、拉弓、举石、舞刀。正如认为八股文可以治天下一样荒谬，清代武科举的考试项目与近代战争的要求南辕北辙。且不论《武径七书》这样的古代哲理兵书不宜作为初级教官的教科书，这项仅与谋略有关的考试因考生们错误百出，在嘉靖年间统统改为默写《武经》百字（背政治标准答案）。道光皇帝更是明确下旨指示：“武科之设，以外场为主”，将武科举的名次集中于一项，即拉硬弓。他们以臂力为选择军官的标准，竟有中式者根本不识字的。 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年—1842年 。 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年—1860年（英法联合军） 英国人称“通商战争”（为什么又叫“鸦片战争”呢？原来英国要求外交平等以及商业机会，政府提出战争议案，最后以271票对262票微弱多数勉强通过，“反战派”就在议会辩论中称之为“鸦片战争”，用来讽刺自己的政府。） 中日甲午战争1894～1895年 又过了几十年，大清实行了几百年的“文字狱”已经“烂熟”，此期间日本如饥似渴地全面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化学、造纸、纺织、机械、测量、数学、物理、天文、教育、医疗、筑路……不仅会造军舰。大清只看得见军舰这个“威慑力量”，靠毁林烧瓷，靠千百万穷苦人手工织丝绸，换了银子买“大铁甲舰”，搞亚洲最大的官办企业江南制造所，自豪地“也会造铁壳船”了；而民众则民不聊生，愚昧无知。战争的结果，最大的那艘铁甲舰被俘虏，成了日本的训练舰…… 宁可大清山河破碎，不行民主宪政？！ 胡一柏 近代中国史，真是一段令无数仁人志士扼腕的惨痛历史。1900年8月3日，从天津出发进攻北京的八国联军，真正登陆作战的加起来总共18811人，而京畿重镇，清军十五六万，义和团团民五六十万，但10天之内，八国联军就攻陷了北京！随之而来的，便又是丧权辱国的卖国条约。那时的大中国，山河破碎，任由列强蹂躏，何其弱也！ 什么原因？ 当今很多研究者都不约而同地将失败都归之于清廷的腐败。可我们说，腐败确实是大清亡国的一个原因，但还不是根本原因。 应当说，即使是再专制的政体，一两百年下来，在经济、文化等方面，总归会有一些进步。但近代以来的国际竞争，已经不是说纵向比较起来你这个国家已有相当进步就可以了，而是要看看你与其他国家相比，谁进步得更快！正象小孩子在一起打架，比的是发育，谁发育的快，谁就厉害！ 那么，大清亡国的根本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认为，大清亡国的根本原因是，自康熙以后，世界主要大国逐渐进行了政治革新，实行了将统治者关进笼子里的宪政制度，而大清国实行的却仍然是用公权力圈禁国民的专制制度！ 从英国来看，1689年10月，英国议会通过了“权利宣言”并制订为法律，是为《权利法案》。按照该法案，英国国王（女王）处于统而不治的地位。国王（女王）必须根据国会意愿行使行政权力，议会拥有立法权、财政权和对行政的监督权，成为国家权力中心。而近一百年后的1787年，美国联邦宪法则确立了主权在民和三权分立的原则，宣布实行共和政体，规定公民通过选任和委任代表，行使国家立法权。 反观我们的大清朝，康（1661-1722）、雍（1722-1735）、乾（1735-1799）三代，在1689年至1787年期间都做了些什么呢？他们所做的，正是与英、美等国的政治进程方向相反，那就是，他们绝不允许统治者被宪政或其他什么政关进笼子里，而是积极加强皇帝集权，利用公权力牢牢地将国民圈禁起来。 圈禁手法一：打压言论空间。 清朝的文字狱肇于顺治、渐于康熙、烈于雍正、乾隆间。什么是文字狱？就是统治者挑剔文字的过错而兴起的大狱。大的像几十本的专著、诗文集，小的则一篇短文、一首诗、一封信，甚至一字半句的言语，不管是自己作的，还是抄别人的，甚至是从古人那里抄来的，都可以作为文字狱的罪证。在这样的环境下，伊萨克?牛顿要在当时的中国出版《光学》（1704年），亚当?斯密要在当时的中国出版《国富论》（1776年），不死差不多也要掉两层皮。 文字的交流、思想的传播，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基石。文字狱的规模、内涵、背景不断升级，酷烈程度愈演愈烈，只能导致大清朝国民的整体智识水平无法随着时代的推移而得到提升。 圈禁手法二：抑制私营工商业的发展。 人活一世，就是那么几十年的时间。作为个体，在有限的时间里凭借自己的智慧谋求一生的幸福，只要不损害其他个体的利益，应该都是允许的。在统治者被关进笼子里的宪政框架下，法无禁止即可行，并且这个“法”还是国民选出的代理人制定的；而在公权力圈禁国民的专制体制下，统治者不认可的即不可行，并且统治者随时可将它不同意的东东写入它的“法”！ 雍正五年的上谕说：“联观四民之业，士之外农为最贵。凡士工商贾，皆赖食于农，故农为天下之本务，而工商皆其未也。”乾隆皇帝甚至表示：“欲天下之民，皆尽力南亩。”康、雍、乾，重农抑商，极大地抑制了国民创造财富的活力。明朝永乐年间的铁产量高达9700吨，超过当时欧洲诸国总和，但是到了清朝，政府严禁采矿，冶金业从此衰落。“康乾盛世”虽然人口数倍于明朝，然而铁和布匹这两项指标性的工业产品的总产量却始终未能恢复到明末的水平。 与重农抑商一脉相乘的，便是闭关锁国，因为对外交流，首先必然是商品的国际交流。欧洲在1764年（乾隆二十九年）发明了蒸汽机，逐渐广泛应用于生产和运输，从而开始了西欧工业化进程。而在这个时段的大清朝，则被完全地屏蔽在世界工业化进程之外！难怪1793年出使中国的马嘎尔尼在出使《纪事》中写道：“满洲人打仗爱用弓箭，当我告诉他们，欧洲人已放弃弓箭而只用来复枪打仗时，他们愕然不解，认为在奔驰的马上射箭，比站在地上放枪豪迈。” 圈禁手法三：巧取豪夺，与民争利。 康熙晚年，奢侈腐败之风已经兴起，到乾隆时，奢靡腐败之风愈来愈甚。乾隆六巡江南，游山玩水，沿途接驾送驾、进贡上奉、大兴土木，豪华与排场空前，糜费特甚。乾隆带了头，其示范效应无与伦比，大小官吏借接驾和其他机会，极尽奢华之能事。满人阿克当阿任淮关监督十余年，搜刮的民脂民膏不计其数，豪富无敌，人称“阿财神”。汉族官宦豪族的奢华情形也大同小异。大小官吏上任之时大多两手空空，离任返乡则车拉船载，浩浩荡荡。 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乾隆为建立自己的小金库，竟然创立了一种所谓“议罪银”制度。什么意思呢？就是假如你要犯罪了，你就拿一笔钱交到皇上那里，然后皇上一看，本来应该流放你十年的，算了，就改为流放你三年得了。谁敢说自己的一生不犯错误？这样一搞，所有的大臣还没犯罪，就先把钱交给皇上，说：皇上，这是我的钱，我存这儿，将来我犯错的时候直接从这儿勾，您就甭再朝我要，我都先存在您这儿了！而大臣们的钱从哪里来呢？最终只能从普通国民身上刮来呀。 总而言之，大清圈禁手法第一招就是要堵塞言路，让国民在被宰杀的时候连个屁都不能放；大清圈禁手法第二招就是堵塞生路（谋生之路），让你在既不想种地也不想做官的时候，要找个付出体力少一点的活干干，就是一个“难”；而第三招则表明，在权贵们的眼里，国民就是他们圈里的绵羊，羊毛长多了，长长了，总要想办法把他们的毛揪下来一点。 然而，乾隆以后，大清已不可能成为世界上一个孤立的王国。当大清的国民被公权力圈禁起来，变成了一只只绵羊的时候，英、美等国实施的宪政却将统治者关进笼子里，他们的国民则宛若一只只翱翔天空、尽情发挥创造力的鹰隼甚或大雕。如此，大清在遭受列强进攻时，其惨败就只能成为历史的必然了。 痛思大清之亡，反观当今之中国，不甚凄凉。 慈禧“变革的两个不宜”断送大清前程 一点五 本来，大清是可以挟三代领导人持续盛世的余威，一如央视所言，在中国“再活500年”的。然而，这一美好前程，被慈禧的“两个不宜”断送了。 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变法。 慈禧接报后，指出：“不宜为变革设立时限，也不宜强行推动变革”。 于是乎，大清重振国威的这一缕曙光，在慈禧的“两个不宜”训示下，于百日后化为历史的悲尘。 事实上，慈禧的大清并不是不要变革，只是不喜欢激进式变革。因此，尽管慈禧一手干掉了百日维新，另一手却在始终不断地推进“变法”。而且那一系列改革举措，不但涵盖了当年光绪变法的全部内容，很多方面还有过之而无不及。 但后来者并非一定“居上”，甚至会跌入古罗马执政官塔西佗说的“陷阱”：“当政府不受欢迎的时候，好的政策和坏的政策同样地会得罪人民。”当大清错过改革的机遇期后，这些改革已经再得不到民众的呼应。泱泱大清，就这样于百日维新被干掉13年后，在不断推进“渐进式变革”时轰然倒塌。 慈禧作为近代中国渐进式改革的理论和实践先驱，给个人，给大清，留下的都是千古遗憾。这也是大清的改革模式给今天执政革者的启迪：改革必须设立时限，改革也必须强行推动。 历史的惯性证明，执政者总是难以在历史提供给他们的机遇期作出自己的判断。在他们认为自己有力量的时候，他们还想获得更多的东西；可当他们失去力量不得不忍痛丢掉一些东西的时候，危机已经暴发了。 因此，作为执政者的历史责任和使命就是：在局势还未失去控制的时候，尽快走出“底线心理”，为改革设立时间表，并强势推动改革进程，以防止社会堕入“玉石俱焚”的无序状态。 如果由于执政者的短视，让中华民族再次走入万劫不复的“历史周期率”，我们今天的“盛世”同样只会徒然成为后人的悲哀。 大清失败的真正“深刻”内因，是官、民对立。 例如林则徐作为官场中人也想出了“以民袭扰”的“战术”（这时候“国家”想起了“匹夫”），雇募“勇士”乘小船去“火烧英舰”。但是雇募什么人呢？“募匪为勇”！雇走私鸦片的渔民和海盗，名为“以毒攻毒”“以匪治匪”。可见平时在官的心目中，民就是匪（人民是素质低的），到了需要有人“卖命”的时候，真正能够收买的“亡命徒”竟然只是一些最不可靠的社会渣滓。可见这个用武力镇·压来支持的大清政权，能够买来的“人民支持”多么有限。 团练。这是清朝的传统办法。雇民为勇（民兵，预备役），由地方乡绅进行组织，离家不离土，名义上就成了清军的临时成员，临时部队，经费则由地方自理。这些准武装力量除了给当地权贵看家护院以外，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战斗力，在“管理不善”的时候，反而成为扰民害民，进一步离间官、民关系的“混进革命队伍的害群之马”。 慈禧她老人家在100年前就已经明确阐述了“两个不宜”的重要思想，避免了社会动乱和全盘西化，为天朝又争取到了宝贵的10几年和平建设的时间。更重要的是，她的宝贵思想遗产为后世统治阶层提供了有力的武器，直到今日还未过时，仍然发挥着定海神针的奇效，堪称是一件与时俱进的法宝。 虎门。 沙角，大角之战。 清军表现出高昂的士气和非凡的牺牲精神。清军共战死277人，重伤死5人，受伤462人，共计744人。英军受伤38人，无死亡。 沙角，大角之战后，清军士气大受挫伤，一部分兵闹赏讹钱，否则将纷纷四散。关天培为安抚士兵留防，每兵给银2元，琦善为此拨银1.1万元给关天培，以作鼓励战士士气之用。 上横档岛之战。 清晨，英军占领下横档岛（未设防！）在该岛制高点架设3门野战重炮，居高临下轰击上横档岛，一些清军将领见势不妙，驾小船离岛北逃，愤怒的士兵们不是向英军，而是向逃将们开了第一炮。中午，英军占领该岛，清军250人战死，100余人受伤，1000余人被俘（岛，无处逃生）。 巩固炮台陷落（西水道西岸）。 该炮台已经北英军舰炮击毁，守军早已逃逸，英军占领炮台后，继续向后山清军军营进攻，驱散了守军，焚烧了军营。 武山之战。 英两舰在威远炮台南360米、540米下锚，猛轰武山三炮台，清军靖远、镇远两炮台因夹角限制不能发挥作用，上横档岛已经被下横档岛英军炮火压制，只有威远炮台独自还击。经长时间炮击后，英军300名乘小船登陆，进攻各炮台，关天培及20名兵士战死（可对照沙角、大角之战），绝大多数在战斗中溃逃。驻守后山的清军兵勇未主动出击，反被英军驱散。 下午5时，战斗全部结束，英军有5人受轻伤。 关天培的遗骸由家仆来领走，英舰鸣放礼炮，表示对殉国者的尊敬。 广州之“战”。 虎门战败了。英军开始猖獗于广州内河。 1841年3月5日，新任参赞大臣杨芳赶到广州，当地官绅士民就像盼到了救星“欢呼不绝”，“依为长城”。此时英军已再克琶洲炮台，距广州城有数公里。 3月6日，英军攻陷猎德、二沙尾炮台，守军溃逃。英军规暂停进攻。 此时杨芳做了什么呢？1、“终日唯购钟表洋货为事，夜则买俏童取乐，甚而姚巡捕等将女子假以发辫，装作跟班送进……”2、“买马桶御炮（杨芳认为英军取胜，“必有邪教善术者伏其内”，以当时人视为最不洁的妇女溺器，迎敌“邪教善术”的“蛮夷”，即所谓“以邪制邪”），纸扎草人，建道场，祷鬼神。然尚添炮位、军器、木排等事。” 林则徐此时独自在广州（眷属已经于3月1日“登舟赴上游寄寓，以避战难”了），每日与杨芳互拜访，后杨芳干脆搬到林则徐住所同住了8日，共商御敌大计。 3月10日，发给美国商人准许入港贸易的红牌，以离间赢、美，坐收“以夷制夷”之效。当日英舰封锁广州，谁也别做生意。 3月13日，英军攻克大黄滘炮台，16日英军派小船打着白旗送照会要求停战谈判，船经凤凰岗，岸上江西兵不知白旗何意，发炮轰击，英船退回。杨芳上奏道光皇帝：“英军大兵船两只、火轮船一只、三板船十数只，冲过大黄滘废营（用“冲过”“废营”字样，掩饰大黄滘炮台的失守），直欲闯过省河”，驻守凤凰岗的清军“奋不顾身，叠开大炮百余出，击沉英三板船两只，击断英大兵船主桅一根，击毙英军多名，英船畏惧退走，不敢行进省河。”道光皇帝读了，称赞杨芳“调度有方，出奇制胜”并再次将杨芳“交部从优议叙。”上一次表扬是杨芳奏称在3月1日（乌涌失陷）清军“砍毙逆夷，多于官兵，（杀敌446人以上），民心大定。军民鼓舞，可期无虞。” 二沙尾河道不仅有炮台，而且河道已经有障碍阻塞，英军拆除障碍时，守军竟坐视不顾，专等“交战”，然后溃逃。大黄滘炮台的“失陷”也很自觉，临战前一天，炮台守军与英军商议“你也不要放炮，我也不要放炮。我可以放六次没有炮弹的炮，给皇帝留面子，然后走掉。” …… 两次真正的战斗。 乍浦之战和镇江之战。 乍浦位于杭州湾北，没有什么防御体系，城墙也不完好。乍浦之战是一次小规模冲突，然而英军在这里9人毙命，55人受伤，英陆军中校汤林森被击毙，死伤数目为鸦片战争历次战斗的第3位。乍浦开战后清军大部分逃跑，而乍浦的八旗官兵拼死作战又使英军震惊，这里有他们的家，有他们的家人，他们不能逃，也无处逃。城郊天尊庙的战斗直至该庙被英军炮火夷为平地才结束。一出出全家自杀的悲壮行动，显示了他们不屈的性格。 镇江是大运河南接长江的繁华枢纽城市，城防设施是鸦片战争中诸要点设防最为薄弱的（当时以为英军要北上攻天津）。1842年7月21日英军4个旅6905人以及数百名海军开始攻城，兵力处于绝对优势。城内1600八旗兵顽强抵抗，就连敌手也无不称道。英军云梯攻城，清兵与之激战；城墙被轰蹋，手持劣质兵器的清方勇士们仍然利用地形节节抵抗。最后英军从北、西、南三个方向突入城内，但守城的八旗子弟兵仍未溃逃，许多人流至最后一滴血。入夜了，而镇江的城内仍然火光不断，枪声不断…… 此战英军39人毙命，130人受伤，3人失踪，相当于清军设防最坚强的虎门、厦门、定海、镇海、吴淞诸战英军伤亡的总和！ 英军在镇江遭受重大损失，一个重要原因是八旗兵的坚强抵抗。如同乍浦一样，除青州兵400名以外，1185京口驻防八旗，已于此驻扎了近200年，家产在此，眷属在此，主坟在此，他们保卫的已不是抽象意义上的国，而是实实在在的家，故能顽强、奋勇和拼死。 清军此战伤亡： 部别 战死 受伤 失踪 京口八旗 170 161 24 青州八旗 55 65 24 镇江绿营 3 6 17 湖北绿营 7 8 3 四川绿营 3 河南绿营 1 1 江西绿营 23 美国也没闲着 1843年7月 眼看英国人得了好处，巨大的东方贸易利益机会展现出来，美国人也来要求与英国人同等的通商权利，还带来了送给清朝皇帝的礼品，为了不至于被误作供品，礼品颇费心思，有：航海地图，地球仪，六轮手枪，步枪，蒸气战船模型，蒸气挖掘机模型，关于构筑要塞、造船、海陆军战术、地质、化学的书籍，《美国百科全书》；电话机，望远镜，气压计，温度计…… 清朝官员看了礼单，认为这些都是“奇技淫巧”，谢绝了。 礼物不要，那就直接谈条约吧，于是就产生了又一个不平等条约中美望厦条约。 清朝为了国家“权益”与美国代表进行的交涉很有意思。如美方提出，美船进口停泊，“应由中国统辖互利，倘遇别国凌害，仍由中国代为报复。”这体现的是一个国家对其港口、领水的主权，属于外交常识。而清方唯恐由此卷入国际争端，带来朝廷不安宁，要求修改，结果第26款明确规定：“合众国贸易船只进入中国五港口湾泊，仍归各领事等官督同船主等人经管，中国无从统辖。倘遇有外洋别国凌害合众国贸易民人，中国不能代为报复。” 优待俘虏 虎门之战的时候，关天培为安抚士兵留防，每兵给银2元，以作鼓励战士士气之用，英军给清军俘虏的遣散费是每人3元。为表示对外来侵略者的刻骨仇恨，钦差大臣、两江总督裕谦的手段是“壮士饥餐胡虏肉”，他下令对一名白人俘虏“先将两手指连两臂及肩背之皮筋，剥取一条”，制作为自己坐骑的马缰，然后“凌迟枭示”；对另一名黑人俘虏亦“戮取首级，剥皮枭示”，备受喝彩。道光皇帝亦明确流露出欣赏鼓励的态度。随着后来几次战斗的进行，特别是镇江之战以后，盛传英军要为夺战俘而攻杭州，对英俘虏的“政策”就改为“酒肉赡养”以及释放时候颇显“天朝”大度的，“白夷”每名30元，“黑夷”（印度兵）每名15元。 “天朝”观念，“天下”观念，挡住了“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的视野，近代国际知识的缺乏，又使之认不清真正的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之所在，清朝后来在与英国签订的中英虎门条约等条约中，被“诈骗”而奉送的国家权益，比在炮口下签订的南京条约还多，危害更深远！ 诈骗的法学定义：利用对方对某些知识或己方权益的无知而侵占其利益。 英方战后与清剿在平等协商下缔结的条约，其行径与诈骗无异。 而清朝廷对国家利益的“唯一正确的理解”，又助长了英方的贪心。既然你的国家不一定是你的朝廷，那我就正好骗你一把。你们各级领导对“行商”（朝廷指定的垄断外贸公司）特别看重，我就“忍痛”“让步”，而你得“恩准”我协议关税、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军舰自由出入等。 满清无“制度”，只有“法术”。它的一切统治术都是在明代的制度上面通通加上它的私心，部族的私心。和中国传统政治不同，满清的背后是一批特别的拥护者，这便是皇帝的同部族，就是满洲人。照理皇帝是国家元首，他该得到全国民众之拥护，不该在全国民众里另有一批专门拥护此政权的。这样的政权，便是私政权，基础便不稳固。满清政权始终要袒护满洲人，须满洲人在后拥护，才能控制牢固。满洲人是此种政权中之特殊分子或者特殊阶级，他们拿一个部族来控制政府，掌握政权，所以此种政权是一种部族政权（还有元朝也是），是有私心的，在这种私政权下的一切措施，便不能算是政治制度，而只能算是一种法术。 满清是一个不懂得国家主权，只要部落私权的朝代。所以当英国人打来的时候，他们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特别快，还主动补充奉送卖国条款（中英黄埔条约）；而满人的利益受到直接威胁的时候，大清将士才显得特别英勇无畏（乍浦之战和镇江之战）。 满清这个朝代特别坏，特别自私。过去的朝代，皇帝起码还将人民看作“我的”子民，而满清则是将满人以外的老百姓看作“他们”。列强揍了他，要他赔银子，朝廷就向老百姓摊派“抚夷”银。人多，每人头上刮一点就绰绰有余了。在满清朝廷的眼中，根本没有国家“主权”，只有满人的利益。大家可能不知道吧？满清统治期间，中国的东北三省、内蒙外蒙、甘肃新疆，是不准汉人去的，因为那是满人的后院和退路，是留给满人子孙万代用的土地! ================================== 各论坛军版几乎都是比赛吹牛的集中营！连汽车都造不好的国家，却把坦克吹的天花乱坠！连轮船的轴承都要进口的国家，却要造牛B的航母！其实大清的GDP和武器远比现在有优势，甲午中日战争的时候，大清的GDP是日本的7倍！武器也很先进，为什么打不过别人？根本的原因是，大清私心太重，没有让老百姓明白为什么而战！看来只改经济不改政治一条腿走路的模式不是当代独创！如果在保证既得利益的前提下，一味求稳定，中国根本就不可能强大！靠吹牛和堵别人的嘴巴，把中国的军力吹的很强大，有什么用处呢？要知道落后弱小，不一定挨打，愚昧无知才一定挨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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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non135 发表于 2012-3-5 11:28 只看TA 2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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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 要说明的是 西方列国用的是"火枪火炮" 大清国用的是"大刀,和剑" 过去有段时间什么"刀枪不入" 什么神功 还有点需要说明的,大清国的人数比西方多很多 ,多多少,有兴趣的人可以到图书馆或者网上查找 在西方列国 攻下当时中国首都北京时,洗劫圆明园时,在其中的一个宫廷里,无意中发现以前西方进贡的"火枪火炮" 原封不动,都有厚厚的灰尘 当然,有段时间大清的掌权者应该是慈禧 对大清的历史不太了解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找下"清史"看看 不知道对不对 可惜没有图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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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xiangyou 发表于 2012-3-5 12:54 只看TA 3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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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朝的贡献大不能就理解为满人的贡献大，清朝里满人才占了多少，正是康熙雍正开始重用汉人官员才开创了康乾盛世，从本质上说那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生产力累积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正如今天的上海发达不能说就是上海人贡献大一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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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ack_s_snow 发表于 2012-3-6 19:32 只看TA 5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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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文字看政府的腐败等等都是原因，现在看看都是很荒谬的事情，在当时可能都觉得是很正常的事。就好像现在天朝有无数不合理的事，但你如果深究一下，又觉得，就是这么回事么。中国五千年下来的文化积累真的很可怕，我觉得朝代的更新在中国好像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哈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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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aogeng9989 发表于 2012-3-8 05:44 只看TA 7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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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P确实没多大意义，但有人老用甲午战争中日GDP对比来说事儿，其实这恰恰是个反证。 设若当年清国GDP没有日本多或者少于日本，则首先北洋舰队根本建不成，那就连打都不用打了。其次日本由于战争经济几乎被拖垮，国内鸭梨山大，明治诸大佬几乎要被国会批斗下台，而我大清除了军事失利，于经济大局无损，如果陆军稍微争口气，战争再拖个把月，甚至可能是日本割地求和，至少伊藤博文等人会遭殃，那也就没有后面什么日本撅起的破事儿了。最后就是战败后巨额赔款，幸亏大清GDP高，政府倍儿有钱，否则一旦经济垮掉还真可能是被瓜分。 所以说GDP这东西有的时候还是有点用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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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nwq3000 发表于 2012-3-8 19:50 只看TA 9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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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原帖由 black_s_snow 于 2012-3-6 19:32 发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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